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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是经济学界两个很有趣的“欢喜冤家”：他们是同一代人，皆出生于印度，共同求学于剑桥，而且私交甚笃，但是对于很多他们共同关注的经济问题，则持迥然不同的观点，包括粮食安全问题。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2004年出版了《捍卫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专门反驳了反全球化运动中关于“贸易威胁贫困国家粮食安全”的论点。他认为，追求“粮食自给自足”往往是昂贵且危险的。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自给自足而开垦不适宜的土地强行种粮，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一旦国内发生毁灭性灾害，由于缺乏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反而更为容易陷入绝境；而自由贸易是全球粮食的“传动带”——当一国发生旱灾时，自由贸易允许粮食迅速从丰收地区流向短缺地区。

　　阿玛蒂亚·森基本赞同巴格沃蒂关于自由贸易能轻松实现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观点，但是他认为，粮食危机不是“总量”不足，而是“分配”出了问题。

　　1981年，阿玛蒂亚·森出版了《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nd Deprivation）一书，提出了一个被称作“权利分析法”（Entitlement Approach）的解释框架。通过对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1974年埃塞俄比亚饥荒等案例的实证研究，他证明了饥荒不总是因为“没粮了”，而是因为某些社会群体的“权利”被剥夺，导致他们失去了获取粮食的手段。

　　1989年出版的他与让·的雷子合著的《饥荒与公共行动》（Hunger and Public Action），对他的观点进行了补充。通过对比“增长引导型”和“支持引导型”两种消除饥饿的模式，该书强调，即使低收入国家，通过合理的公共分配仍然能够有效杜绝大规模死亡。

　　然而，他最广为流传的关于饥荒的论述则出自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该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人类历史上，功能健全的民主制度下从未发生过大规模饥荒。”他的一个重要根据是，民主国家的政府面临选举压力和自由媒体的监督，迫使他们当饥荒迹象出现时必须迅速采取救灾行动。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和阿玛蒂亚·森的争论，基本代表了最近5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两派主张。然而，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2020年10月出版的《环球共此食》（Diet for A Large Planet: Industrial Britain, Food Systems, and World Ecology）一书，则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证明，“巴格沃蒂模式”和“森模式”实际上没有冲突，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罢了。更重要的是，奥特还触及了巴格沃蒂和森的讨论没有涉及的问题：粮食全球贸易引发的“饮食革命”所带来的人类健康和地球生态问题，并最后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地球生态真的能承受人类无止境的消费索取吗？

　　粮食，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就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经典样本之一。但是，克里斯·奥特的《环球共此食》选择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进口量最大的三种粮食——肉类、小麦和糖作为考察对象，不是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而是要从国际贸易问题入手，研究粮食安全问题。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开始上涨很快，不仅表现为量的增加，还表现为饮食结构的多元化。同分裂以前的罗马帝国、隋唐以后的以及十四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荷兰一样，英国选择了经过控制遥远的农业地区来解决一直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先是东部的牛津郡和伦敦南部沿海，然后是苏格兰和爱尔兰，再然后是更遥远的东欧平原、波罗的海沿岸、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但是，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期北美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给英国人敲响了警钟：过度依赖海外供应，粮食安全能得到保障吗？

　　于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英国人提出，英国应该执行一套更谨慎、自给自足的粮食解决方案，他们包括英王乔治三世的顾问和澳大利亚的“国父”之一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现代统计学和农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农业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昆虫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斯彭斯（William Spence）等人。

　　约翰·辛克莱的观点颇具代表性。1791年他写给英国议会中的贵族和乡绅呼吁他们投票支持《谷物法》的信中提出：“我们如果没办法做到面包自给，就算不得一个独立的国家。”他给出的理由是，自由贸易是一个不爱国的潘多拉魔盒，从中倾泻而出的是不安全感、是毫无道德底线的商业利润、以及“几乎是永久的粮食短缺”。他认为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贸易保护，因为贸易保护会提高本国粮食的价格，从而鼓励更高产量的农业生产。

　　1815年3月，正如约翰·辛克莱期望的那样，《谷物法》获得英国议会通过，当英国国内小麦价格低于80先令每夸特的时候，外国谷物被禁止输入。殖民地的门槛略低，低于67先令才被禁止输入。

　　《谷物法》通过后，英国的农业生产的确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获得推广，小麦总产量稳步提高；选择性育种技术的进步大幅度的提升了牛羊肉的产量；用甜菜作为原材料的制糖业迅速崛起。

　　但是，《谷物法》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闸门很快就被冲开。一方面，英国的粮食消费上涨的速度远超于了国内农业产量的上涨的速度；另一方面，《谷物法》维持的高粮价极大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于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压倒约翰·辛克莱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保护主义理论成为了英国政坛的主流思潮，即便是保守党领袖、地主集团的代言人、时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亦转向了反《谷物法》同盟一方。借着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冲击，1846年5月，英国议会投票废除了《谷物法》。

　　十九世纪，英国人口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爆炸”。从1801年到1901年，人口从约1050万增长到约3700万。但是，因为粮食自由贸易，迅速增加的人口不仅没有陷入饥馑，反而获得了比以前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丰富和廉价的食品供应。

　　1842年，英国放宽了活牛进口限制，一些遥远的动物疫病和寄生虫获得了更多的进入英国的渠道。进口限制放宽23年之后，英国便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牛瘟大流行。

　　英国以前不是没发生过动物疫病输入的情况，但主要是非法进物引起的，规模不大，很快就被扑灭了。1865年的牛瘟则是合法进口牛羊引起的。从1865年5月29日载着“病牛”的“托宁”号轮船抵达赫尔港，到当年11月，牛瘟便传遍了英格兰以及苏格兰一半以上的地区，导致29万至40万头牛死亡和被捕杀，直到1867年9月才完全消散。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还多次爆发因为活牛进口引发的牛瘟，直到1930年代，牛瘟才从英国销声匿迹。

　　海外进口的食品，从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储存、批发、零售，要经过很多环节，每个环节均可能感染上病菌。当检疫技术和能力跟不上进口规模的扩张速度的时候，病毒就获得了大量的输入的机会。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医学记者、编辑和眼科专家欧内斯特·哈特（Ernest Abraham Hart）1881年列出了73种跟牛奶有关的疾病流行。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早期的结核病大流行就是因为进口牛奶引发的。1870年代，每年死于结核病的英国人约有5万人。根据阿瑟·小约翰（Arthur Littlejohn）1909年发表于《兽医杂志》（The Veterinary Journal）第16期上的文章《作为结核病毒感染源的肉类》（Meat as a Source of Infection in Tuberculosis）提供的数据，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约有20%至40%的国家的牛群感染了结核病。而科学家们已经证明，结核病可以跨物种传播，而摄食又是传播的重要方法之一。

　　英国的食品掺假由来已久，只不过贸易限制放宽后，掺假现象逐渐变得更普遍，带来的危害更大。最常见的是牛奶掺假。早期主要是掺水、脱脂、添加增白剂；1860年《食品掺假法》出台后，极端有毒掺假减少，但掺水、添加防腐剂等合法边缘的掺假仍很普遍；1890年至1900年左右，掺假率下降，但掺水和添加硼酸等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直到二十世纪初更严格的牛奶法规和巴氏消毒推广才使得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另一个很常见的掺假是面包里添加明矾，使得面包看上去更白，还可以延缓变质，但会引起消化系统不适。还有就是给茶叶进行人工着色，甚至掺进沙子、面粉和别的碎屑；咖啡里掺进带焦糖味和坚果香但没有的菊苣。

　　由于生产者和消费的人相隔遥远，经济利益是唯一的联系纽带，当监管能力跟不上进口的上涨的速度，掺假就难以避免。根据医师、化学家、显微镜学家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食品安全运动的领导人阿瑟·哈索尔（Arthur Hill Hassall）估计，掺假行为每年使得英国损失数百万英镑的公共财政。

　　频繁发生因粮食进口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英国社会的高度关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推动监督管理机制的逐渐完备和检测技术的慢慢的提升，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才得到一定效果控制。

　　然而，粮食自由贸易并不总是像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所说的那样能改善各方的福利。

　　作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拥护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认为，粮食出口国可以生产更多本国具有自然禀赋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换回更多的外汇，购买更多的本国不具有自然禀赋比较优势的产品，来提升本国的整体福利。

　　虽然他提醒过粮食输出国要警惕单一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陷阱，但他的建议显然不适用于没有选择权的殖民地。

　　1958年，年仅24岁的巴格沃蒂通过《瑞典经济学杂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贫困化增长：一个几何学的分析》（Immiserizing Growth: A Geometrical Note）。文章通过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几何推导，证明了一个违背直觉的现象：即使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提高了（PPF向外扩展），但由于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恶化速度太快，最后导致的福利水而低于增长前。一般来说，具备下述三个条件就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一是该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高度集中于出口部门。二是国际市场对该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非常有限，增加供应会导致价格暴跌。三是该国具有国际市场定价权，出口产品的供应量变动能明显影响国际市场价格。

　　克里斯·奥特经常用“外包”一词来概括英国的粮食安全策略，意即英国控制育种技术，生产则交给海外农业地区。“外包”模式下，殖民地根本就没有选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出口什么、出口多少的权力。

　　爱尔兰出产土豆，但是英国人更需要白面。为了让爱尔兰成为英国的农业腹地，英国政府一边谋划减少爱尔兰的人口（包括移民、制造饥荒），一边对土豆进行各种污名化，给改种小麦制造舆论。英国的计划得逞了，但是习惯了以廉价的土豆为食的爱尔兰人因为买不起白面而频繁陷入饥饿，英国政府还以自由贸易为名拒绝提供救济。1845年至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造成上百万人死亡，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人祸而非单纯的天灾。

　　印度的情形和爱尔兰很近似。英国人到来之前，南亚差不多每50年就会发生一次饥荒，引发饥荒问题大多是洪水、干旱和战争。英国人到来之后，饥荒变得更频繁，仅十九世纪就至少发生过20次饥荒，而且随着印度的农业生产（特别是英国需求量很大的小麦、黄麻、棉花、茶叶）被纳入全球市场的程度不断深入，饥荒的频次越高，至少表明英国的政策放大了异常气候的影响。当饥荒发生时，英国政府同样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名，拒绝给灾民提供积极的救援，导致大规模的人员死亡，比如1876年至1878年和1896年至1902年的大饥荒，就造成1200万至3000万人的死亡。

　　实际上，粮食国际贸易不只是被动适应进口国居民的饮食需要，还深刻改变了进口国居民的饮食结构。比如十九世纪以前，牛羊肉对普通英国人来说还是奢侈品和改善口味的调味品，但是自由贸易使得牛羊肉的价格不再高不可攀，牛羊肉便逐渐成了普通英国人每餐必备的食物；食用小麦的主要限于英格兰南部和中心城市，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人普遍食用的是燕麦，英格兰米德兰东部的人普遍食用的是大麦，黑麦则是约克郡最常见的粮食，但是到了1900年，小麦慢慢的变成了全体英国人的标准谷物；糖类直到十八世纪才慢慢的变成为英国人离不开的食物，以前则主要是作为防腐剂和调味品存在，从十七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人均糖消费量差不多增长了45倍。

　　十八世纪中后期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男女平均身高约为155cm-157cm和165cm-168cm，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36岁-38岁和38岁-40岁；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男女平均身高分别增长至171cm-172cm和159cm-160cm，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延长至51岁-52岁和55岁-56岁。研究工业革命的权威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通过比较西北欧和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仍然以素食为主的法国、意大利、印度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得出结论认为，西北欧“因为大量消费白面包、肉类、乳制品和啤酒等昂贵而精细化的食品”而拥有“最高的生活水平”。英国人平均身高和预期寿命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

　　外科医生丹尼斯·伯基特（Denis Burkitt）1973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商的一篇文章总结说，阑尾炎、憩室炎、静脉曲张、深静脉血栓、胆结石、冠心病、肥胖和疝气等疾病“一个世纪前的西方世界还很罕见……即便是野生动物中亦很少见”。他认为上述疾病的高发主要是脂肪和糖量摄入量不断增多以及纤维摄入量不断减少所致。后来慢慢的变多的研究又证明，肥胖症、心脏病、糖尿病和神经性厌食症等发达国家的代谢系统“流行病”，是食物系统的产物。

　　“饮食革命”正在加速对地球系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激增的化肥使用量导致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氮和磷不间断地积累，形成了藻类大量繁殖和缺氧的环境；农产品输出国正在蒙受越来越严重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的困扰；单一种植、栖息地破坏、选择性育种和基因同质化明显降低了生物多样性，使得物种灭绝的速度加速到与白垩纪-古新世的灭绝水平相当。

　　瑞典环境科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约翰·洛克斯特罗姆（Johan Rockström）和他长期的合作者、自然保护学家和电影制作人马蒂亚斯·克卢姆（Mattias Klum）曾提出一个叫“地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理论，定义了人类活动不可逾越的9大地球系统安全边界，包括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生物多样性、氮磷循环、海洋酸化等。二人提出的9个安全边界已有4个被突破，而物种灭绝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两个直接与全球食物系统有关。

　　克里斯·奥特的《环球共此食》一书的英文名字叫“Diet for A Large Planet”，是针对美国食物政策研究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全球可持续饮食与粮食正义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弗朗西斯·摩尔·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的著作《一个小星球的新饮食方式》（Diet for A Small Planet）而命名的。因为拉佩的书提倡食用“食物链底层”的食物，所以克里斯·奥特就用“Large Planet”来命名肉类消费不断加速的时代。现在的问题是，“大星球”能承受人类永无止境的饮食索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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